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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旅游的高峰是每年,这是一个老问题。这时,铁路部门会动员群众,并且要赶时间;当然,最痛苦的不是铁路部门,而是急于回家的农民工。很难再买到急于返程的机票。有些人把这种情况归咎于“黄牛党”,认为是“卖票者”造成的。因此,今年铁道部出台了一项新措施,率先在广州和成都实施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对打击“黄牛党”绝对有用,这一点没有人怀疑;但我不明白的是,打击黄牛党和提高门票供应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没有“票贩子”,火车票不会紧张吗?
回想二十年前,我在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候,“黄牛党”还没有今天这么猖獗,但是每到寒假回家买票的时候,学生们都要在人大东门的售票处排一整夜的队。寒风凛冽,人们被击败了。现在情况仍然很糟糕。由此,我有一个判断,不是黄牛党让春运车票难买,而是车票供不应求。想象一下,如果春节期间缺少一百万张票,即使政府有办法让黄牛党消失,铁道部就不能增加一张票的供应量吗?
是的,这是事实。因此,我的一贯观点是,不是票贩子造成了票短缺,相反,是票短缺造成了票贩子。为了便于理解,让我介绍一个经济概念,即“消费者剩余”。什么是“消费者剩余”?根据经济学理论,如果消费者愿意为一种商品支付高价,由于价格控制,它可以低价出售。因此,在消费者意愿的价格和监管后的交易价格之间存在差异,这被称为“消费者剩余”。不要看单词的意思。如果你认为“消费者剩余”是对消费者有利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以火车票为例。春节期间,由于车票供应不足,比如说,一张从广州到成都的车票,如果有人想留500元,但铁道部规定只能售400元,那么100元的差额就是“消费者剩余”。这就是问题所在。铁道部最初认为价格控制是为了让消费者受益,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给了黄牛党一个机会。多年来,铁道部一直在限制票价,但顾客很难买到低价车票。为什么?众所周知,是铁路“内部人士”将加价卖给“黄牛党”,然后“黄牛党”将加价卖给消费者。也就是说,价格管制形成的消费者剩余不属于消费者,而是被“黄牛”和“内部人”所分割。
想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价格双轨制。政府限制钢的价格,所以有些人“倒”钢;政府限制了土地价格,所以一些人“逆转”了土地审批。政府限制化肥的价格,所以一些人“倾销”化肥。总之,几乎所有有价格控制的商品都被“倾销”。当时,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很大的意见和抱怨。作为最后手段,政府公布了价格。因此,一旦价格被公布,“官方成交量”很快就停止了。这件事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事实上,打击黄牛党只需要一个技巧:放开价格。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实施所谓的实名制购票是不明智的。恐怕这只会浪费金钱和劳动力。
我的分析如下:如上所述,在实名制实施之前,“消费者剩余”被“黄牛党”和“内部人”瓜分;实名制后,“黄牛党”不再从中获利,但“消费者剩余”不会归于消费者,它将从两个方面消散:一是顾客排队购票和检票的等待时间。我听说在这个实行实名制的地区,客户需要提前四个小时办理入住手续,这对客户来说无疑是一笔小费用;二是认证系统和设备的投资。据报道,仅在广州和成都购买相关设备的成本就高达2亿元。显然,这2亿元既没有改善门票供应,也没有改善国民福利,这对社会是一种浪费。
再想一层。说到底,是铁路部门给身份验证设备供应商利润,让他们在不公布价格的情况下实现实名购票。原因很简单。如果放开价格,铁路部门肯定会增加收入,“消费者剩余”将不复存在;然而,当实名购票通过价格管制进行时,铁路部门并没有增加收入,“黄牛党”是无利可图的。结果,“消费者剩余”从“黄牛党”转移到了设备供应商。我目前不知道供应商是谁。铁道部到目前为止一直含糊不清。如果是自产自用,很容易说肥料和水没有流出。如果设备来自进口,铁路部门是愚蠢的。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对价格过于敏感。不用说,任何提倡放开价格的人都会受到指责。但我想问的是,除了放开价格,还有谁有比这更好的方法呢?短缺意味着短缺。如果价格不公布,总会有人买不到票。我坚信,价格控制的最大受益者不是农民工,而是掌权的官员。官员们或许可以通过电话购票,但农民工必须自己排队,他们可能买不到票。相反,放开价格。价格公布后,不仅铁路部门可以增加收入,客户也可以分流。最重要的一点是,铁路部门有资金投资改善供应,从长远来看,这对农民工来说可能不是一件坏事。
事实上,如果铁道部真的想照顾农民工,它不需要最高限价。如果价格放开,农民工可以按市场价购票,然后铁路部门可以根据农民工的有效证件(如乡镇政府出具的就业证明、企业的就业合同等)给他们一定的折扣。)。当然,操作起来会有点麻烦,也很难保证没有人会作弊,但这是人为的。至少这种待遇可以避免富人和穷人搭顺风车。铁路部门没有必要补贴富人乘车。多年来,春节让政府绞尽脑汁。有短期痛苦总比长期痛苦好。为什么铁道部不试一试呢?
标题:打击“黄牛党”只需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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