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富士康想到的：如何面对劳工问题的临界点

本篇文章1369字，读完约3分钟

在劳资关系的调整过程中，政府不应袖手旁观，将劳资冲突的责任全部转嫁给企业。

在内部和外部压力下，富士康宣布将从6月起将一线员工的工资提高60%以上。在回忆自己的觉醒过程时，郭台铭说:“在经历了第五次飞跃之后，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发现90年代的员工想要更有尊严、更有前途的工作。考虑到这一点，鸿海决定从以前的“跟随者”转变为“破坏性创新者”。我希望将来的工资水平可以和国际公司相比。”

作为全球最大的铸造公司，富士康的举动将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全球铸造厂与品牌所有者的关系以及其他“中国制造”产生一系列传导效应。苹果和戴尔等客户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吗？自我消化这一上涨的成本，还是将其转移给消费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其他“中国制造”怎么能攫取本已微薄的“人口红利”？有多少企业能够继续承担大生产、小利润的生存模式？

无论如何，变化是必然会发生的。中国制造业长期发展逻辑的消散和中国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演变，迫使中国制造业的劳资关系必须调整，大量的制造企业必须转型升级，否则将无法生存。这个新生的过程一定很残酷。商界和整个社会将为此付出代价，那些有准备的人将付出更少。可以说，郭台铭作为中国制造业的一流大师，认识和调整都比较晚。

在富士康之外，一些罢工正在不同的地方发生。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过去一二十年来继承下来的旧的劳资关系在突然变化之前已经到了临界点。这种“关系”的含义不仅包括薪酬关系，还包括管理风格、价值观和文化。给员工加薪只是调整关系的手段之一，企业还有很多功课要做。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应该袖手旁观，将劳资冲突的所有责任推给企业。

原因很简单。以前的“中国制造”模式是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建立的。政府重国内生产总值轻民生的思想，低土地成本和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企业的逐利需求，都一拍即合，共同引用了“中国制造”的混合口味，扼杀了世界上一条血路，相应地牺牲了沉默的劳动力的低下权益，以及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性开发利用。

看看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盈利模式。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而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的比重一直在上升，收入的初次分配趋于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同时，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大于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这都表明政府是过去30年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实际上比企业有更大的责任和信心将权利和财富转移给人民。前两年《劳动合同法》之所以受到广泛争议和批评，并不是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而是政府向企业支付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所有社会保障责任。目前，劳资关系的调整，如果政府只限于提高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督促职工团结起来，与企业进行集体谈判，不仅会达到有限的富民效果，而且会增加企业的负担。

尽管劳资双方有必要谈判并重新达成协议，但调整劳资关系的努力仍超出了劳资双方的范围。政府必须加快一系列改革，包括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户籍制度。让我们再想一想，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制造企业在过去十年中苦苦挣扎，而且如果它们想升级，总会有一个无法打破的上限——因此它们不会继续“挤压”劳动力，或者它们不得不放弃行业去投机房地产和股票？这仅仅是因为企业主主观上习惯了路径依赖的结果吗？如果企业没有成长和自由呼吸，工人们将更加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