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富士康“连跳”悲剧 从“农”到“工”的转型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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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晚，就在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赶到深圳并当众鞠躬道歉、对富士康集团未能阻止这一不幸事件深表遗憾的几个小时后，该公司的另一名员工从大楼上摔下身亡。

这是世界最大铸造厂今年连续第12个秋季。一系列自杀事件造成10人死亡，2人重伤。

“富士康的自杀率远低于中国大学生，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年轻生命的异常消失不能用这种冷冰冰的统计数字来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教授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富士康事件更像是一个警示装置，足以引起全社会的反思。

根据富士康向媒体提供的自杀员工记录，自杀行为与工作压力可能没有直接关系。一些自杀员工对婚姻和情感感到沮丧，一些人因家庭变化而沮丧。然而，观察这些事件的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生代农民工”。

这一群体主要由80后和90后组成，一般在18至25岁之间。根据数据，在1.5亿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中，这些人占60%，约1亿。在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中，新生代员工的比例已经超过了85%。

“富士康自杀的速度可以说是对公众心理承受力的挑战。首先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富士康发生了一系列自杀事件，而不是其他公司？”在广东东莞从事运动器材生意的台资商人吴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一个人如果长期在高劳动强度、低收入的环境中工作，不可避免地会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当这种焦虑无处可去时，很容易走向极端。富士康应该首先审视企业本身。

"只要站在机器前，在一个班里工作8个小时就行了."富士康的一名工人说，他站着的时候掉了东西，弯腰捡起来。他不能一直等着东西掉下来，所以他不用站起来。

在富士康工业园，所有的生产环节都被细分，每个工人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几个规定的动作。他们用双手控制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产品的组装和生产，并不断刷新令人兴奋的贸易记录。

这些工人每天上班、下班、睡觉、像钟表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工业专业制造企业中，工人只是装配线上的螺丝钉，他们的生活不断标准化，这反过来压缩了他们的私人社交时间。分析师指出，所有这些只有一个目的:效率。

在过去的22年里，在台商郭台铭的领导下，富士康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成为世界工业史上最大的工厂，在中国各城市拥有80多万名员工。“人海战术”已经成为其独特的生产方式。截至2009年底，富士康龙华园区只有2.3平方公里，居住着30多万人。人口规模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中小县。

在空的小房间里，每平方公里约有15万人居住在紧凑的社区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非常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今年富士康的一个励志交流大会上，有一个游戏:如果你能说出宿舍里所有室友的名字，你就可以得到1000元奖金，但这个游戏一直无法聚集三个人参与。当主持人问企业集团老板的名字时，在场的大多数人也都沉默了。

"在莫莫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如何找到归属感？"中国人民大学的郑风田教授认为，在富士康，80后和90后的员工已经取代了老一代员工的主体地位，这两代人完全不同。新生代员工都是当年的留守儿童，心理脆弱。然而，这些员工对富士康过分强调军事化和执行效率的管理模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他们不仅需要企业支付劳动报酬，还追求物质利益以外的东西，如鼓励、支持和关怀。”郑风田告诉记者，跳楼事件提醒包括富士康在内的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如何更好地利用新生代农民工是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新课题。

“在我看来，当地政府对富士康今天的悲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欧陆家嘴(600663)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刘胜军指出，由于富士康能为政府带来巨大的gdp贡献，当地政府给予了他们相关的政策，如利润和退税、土地优惠等，但很少关注企业是否存在不合理的用工、员工住宿是否合理、员工工作是否愉快。

刘胜军指出，富士康事件给政府敲响了警钟:今后，地方政府需要转变观念，在与企业打交道时，不要单纯追求gdp增长，而要注重提高员工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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