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戈：“最终需求者”角色背后贸易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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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东盟“10+1”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中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93%的产品被减为零。至于其他四个东盟新成员，柬埔寨、老挝、越南和缅甸，关税将逐步降低，直至2000年

拥有20亿人口的中国-东盟“10+1”自由贸易区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自由贸易圈，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自由贸易圈。

错综复杂的是，FTZ国家并没有根据其相对优势来划分其产业，而且主体之间存在严重的“贸易冲突区”，这也意味着FTZ在零关税下的运作将不断受到政治干预，无论是明示的还是暗示的(企业要求政府保护)。

“10+1”自由贸易圈不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两极组合”。东盟不仅与韩国、印度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自由贸易协定，而且东盟内部国家本身也是一个灵活的单位。dayaratna banda和john whalley在他们的论文《超越商品和服务》中描述了东盟内部国家单位的多重触角。例如，新加坡与欧洲联盟签署了一项实际协议，泰国与美国签署了一项框架协议，泰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一项实质性协议，马来西亚与美国签署了一项双边投资协议。当然，每个国家单位都应该有权力扩大贸易圈的层次，但东盟国家的特点是，在新加坡(东盟的智囊团)的指导下，他们似乎想把多触角达成的协议带入“东盟自由贸易圈”运动中，从而像一头聪明的牛一样在不同的国家和阵营之间来回“打听”，吃好草。

“非比较优势”和“多天线”是描述“雁行模式”破产后亚洲贸易流的基本坐标。目前，中国与东盟的竞争焦点是吸引外资，以日本资本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在东南亚投资很大，而中国在东南亚投资很少。然而，1997年后，日本资本大幅度撤出东南亚，进入中国，中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种“权衡”导致了东盟对“工业空心态”的焦虑，并表达了对中国的不满。2005年后，日本采取了“平衡策略”，如果中国和东盟在投资领域没有什么不同，就优先考虑东盟。这种资本流动意识使得东盟和中国在产业结构、资本形成和资源禀赋上相似，双方的贸易冲突应该相对较强，如电子、机械、纺织等行业。

例如，近年来，东盟和中国在日本电子信息产业的投资竞争中往往是“白热化”。日本在这个行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为了获得垄断利益或规模经济，它对核心技术的转让有很强的选择性，往往只有一两个国家被选定为一个区域的转让目标。这种“排他性”的竞争方式很难通过自由贸易圈(随后的投资自由化)来解决。东盟国家不断采取“多接触战略”，吸收更多的技术密集型资本，以增强与中国的竞争力。甚至像越南这样的国家也不愿意成为中国的“落后鹅”，他们对日本和美国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热情远远高于中国和台湾的劳动密集型资本。简而言之，东盟和中国的产业和出口结构趋于趋同，未来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

中国和东盟之所以能够暂时压制这些“冲突区”，主要是因为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承担了“主要外部需求者”的角色，成为东盟产品的最大买家。事实上，这种趋势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前。通过分解东盟的出口增长，我们可以发现东盟的竞争力(生产效率的提高)只能解释五分之一的出口增长，而其余的主要是由外部需求驱动的，主要是中国的进口需求。这场金融危机更加生动。危机期间，印尼国内生产总值迅速下降，但随着中国经济刺激措施带来的大宗商品需求，印尼经济再次飙升。

但这种“外部需求者”的角色能持续多久？金融危机前，亚洲的产业链结构如下:日本、韩国和台湾的资本将中国变成了生产链的终端，中国需要进口半成品(对中国而言是过剩的)。同时，中国从东盟进口能源和其他大宗产品，然后将成品销往欧洲和美国。中国对美国的巨额顺差实际上是为亚洲国家赚取的。现在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如果美国的需求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反弹，中国的出口管道将开始“淤塞”，其进口管道(例如，到东盟)将不可避免地下降，因为中国国内需求的增加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填满空白，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作为“亚洲需求者”角色的弱化。

一旦未来发生这种情况，中国-东盟“10+1”自由贸易区将放大这种结构调整的波动。中国和东盟不仅要争夺第三国的需求，还要相互争夺需求，所以即使在零关税的条件下，不可低估的非关税壁垒也会突然出现。东盟现在是世界上年轻劳动力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他们需要更多的工作，不能忍受“中国制造”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东盟“10+1”自由贸易区的零关税只是一个前奏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