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给地方政府颁“黑榜”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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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煤炭改革中“受伤”的浙江商人再次翻脸。近日，《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会员公开信及浙商全球投资警示》(以下简称《公开信》)在杭州发布。“公开信”列出了“2010浙商投资(中国)最佳城市”候选名单，并提名了“2010浙商投资预警区”。山西和迪拜是已经进入风险预警“黑名单”的地区。

“公开信”将两地列入“黑名单”的解释是，在山西煤炭改革中，政府指定了交易对象、交易价格、交易时间和交易方式，剥夺了企业正常的经营决策权，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政策风险。迪拜危机是一种市场风险。

在市场经济中，对于任何投资，投资者都必须估计各种可能的风险。浙商今天成功的关键在于对正常投资风险的理性认识和正确把握。与山西煤炭改革相比，迪拜的市场风险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抱怨，更多的是由于浙商对不可预测的市场风险的心理预期。然而，山西煤炭改革是不同的，这引起了许多争议。根本原因是风险制造者不是市场，而是地方政府。

需要明确的是，逐步减少小煤矿数量，压缩小煤矿产能，打造高效先进的大型煤炭企业，充分发挥煤炭资源的规模优势，无疑是山西煤炭改革的正确方向，也是未来中国煤炭资源整合的总体趋势。山西省省长王军曾公开表示，煤炭整合是“政府协调引导和市场作用发挥的结合”。问题是，政府在这一整合中是否发挥了过度的协调作用，是否已经接管？

在山西煤炭改革方案中，补偿方案是引起浙商批评的最大原因。据公布的估计，浙商在山西有数百个矿区，投资约500亿元。根据目前的赔偿方案，浙商将损失数百亿元。目前，大多数浙商已经移交了矿产，但他们大多难以接受补偿协议。如果按照市场机制，双方之间的谈判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那么政府的作用就是制定规则来保证谈判的公平性，而不是参与谈判，更不用说用公共权力来影响谈判的结果。然而，在山西的煤炭改革计划中，浙商认为，地方政府“将原来的合同和审批视为废纸，忽视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这一煤炭改革政策明显违反了现行国家法律，与市场经济中公平自愿契约的原则相冲突，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经过30年的市场意识培养，我们不需要再详细阐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但是裁判和运动员的角色定位可以解释一切。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的手仍然出现在错误的地方。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缺乏更多的监督和制约权力，导致公共权力的滥用。

浙商虽然将地方政府评为非政府组织，其公信力是可以讨论的，但其积极意义在于政府权力受到市场力量的监督。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投资环境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与地方国内生产总值相关的外资金额。浙商的公开信最后说:“我们不能改变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这对于任何仍将gdp作为绩效评估主要指标的地方政府来说都是一个警告。

限制政府公共权力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国有相当多的资源是由市场配置的，政府体制应该进行调整和改革以适应市场化进程。如果政府的经济实力太强，就会给下一次改革制造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对政府进行更多的评级，以限制公共权力出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