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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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浩对话

2009年，金贝带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专家编写了《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像往年一样，他们不得不对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做出新的评价。

虽然“低成本优势”以前似乎是对中国企业的不光彩评价，但金浩认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低成本优势仍将是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来源。“我们的计算和分析表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保持着相对较强的竞争优势，但中国企业保持低成本优势的方式需要改变。”也就是说，在保持低成本优势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提高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能力。

那么，在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如何提高竞争力？金融危机背后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贝最近与《中国新时代》的记者进行了一次对话。

危机的积极影响

中国新时代: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金贝:金融危机对中国所有行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总的来说，危机对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是积极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都有了显著提高。其次，金融危机后，中国已经从自由贸易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自由贸易的积极捍卫者和倡导者。第三，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以非常规方式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正面和负面影响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将成为基础设施最强、发展条件最好的国家之一。第四，中国发展模式的优势已经得到展示。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否有生命力，是危机时期的一个很好的考验。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机蔓延的过程中，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评价也在发生变化，他们肯定了中国的发展模式。

中国新时代:具体来说，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我国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哪些有利因素？

金贝:首先，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会有很大的改善，将来中国可能会成为世界上基础设施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第二，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再次刺激中国信息化的发展和新一轮网络经济的创新；第三，我们的人力资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才素质的提高使中国低素质劳动力的优势转变为中高素质劳动力的优势。这为中国实现大规模技术创新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

中国的新时代: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尤其是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但这也引起了业内人士的争议，他们认为这些措施将带来一些不利后果。你对此有何评论？

金贝:这个问题肯定有利也有弊。从短期来看，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无疑会刺激经济，尤其是工业的发展。从中期来看，它肯定会有问题，比如投资效率和一些财务问题。

然而，基础设施建设的利弊必须结合具体国情和具体时间来考虑。目前，中国基础设施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不足。因此，从长远来看，这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必将为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民族进与退”的背后

《中国新时代》:你有没有比较不同类型的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的影响程度？

金贝:一年来，我们看到“国进民退”的趋势似乎越来越强，相关话题也讨论得很热烈。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国有企业基本解决了供给能力和效率问题。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国有企业确实变得更大了，它们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显示了巨大的实力。“民族进、民族退”现象表明，国有企业实力增强，效率提高。

然而，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是不够的。我一直认为国有企业是特殊的企业，应该采取“双绩效”的标准。第一，随着国有企业实力的增强，其所在行业的竞争力是否也越来越强，即国有企业的发展是否有助于整个行业形成有效的竞争秩序；第二，国有企业能否成为社会的“公平标杆”；第三，国有企业在解决和处理重大、特殊问题(特别是国家安全问题)中是否发挥了有效作用。如果国有企业不能做到这些，而只是“做大做强”，那么它们的行为和作用将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

“中国的新时代”:这种“民族进与民间退”的加剧，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竞争秩序的健康构建？

金贝:去年是一个不平凡的时期。在这个非常时期，国有企业表现出应对危机的特殊功能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我们不能把“民族进步和民族退却”看作是正常的状态。从长远来看，这将破坏公平的行业竞争秩序。从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做大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能否增强整个行业的竞争力，这应该是判断国有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标准。因为国有企业是全民和国家的企业，所以必须体现人民和国家的意志和整体利益。

竞争力的新道路

中国新时代: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你是否也总结了中国企业提高竞争力的新途径？

金贝:经过我们的分析和研究，中国企业提高竞争力的新途径是更经济、更精细、更清洁的生产。

中国的新时代:这九个字太精彩了。你是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金贝: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做出了第一个降低成本的应对措施，节约的效果非常明显。它不仅能降低成本，还能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节约资源，即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将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战略方向。

“更精”是基于我们对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判断。虽然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阶段，我国工业企业的竞争力已经很强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认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仍有/0的大幅度提高，中国工业企业的“精细化”程度远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如果中国工业不完成这一“提炼”过程，它就不会成为工业强国，也不会达到工业文明的高度。

“更清洁”意味着更环保。金融危机后，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致力于解决产业升级过程中的“清洁”问题，如减排和能源替代。对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来说，一方面不可能超越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重工业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资源环境问题和气候变暖等严峻挑战。因此，“清洁”无疑是中国企业的一个特殊战略方向。

中国新时代:目前，中国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金贝: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低成本优势仍将是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来源。我们的计算和分析表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竞争优势。然而，中国企业保持低成本优势的方式需要改变。目前，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向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即向高技术产业链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升级。因此，在中国企业保持低成本优势的同时，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也成为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中国新时代: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表现非常好。您也对这些企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的发展模式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金贝:通过对这些民营企业的调查，总结出中国企业提升竞争力的上述关键因素。华为、比亚迪等进入高科技产业的民营企业，具有技术创新与成本优势有效结合的显著特征。

例如，比亚迪充分利用了大量的工程师。公司拥有14万名员工，其中工程师1.2万人，占员工总数的9%。比亚迪有句谚语“301”，即300%的工程师换来1%的领先优势。事实上，他们只是充分发挥了工程师的优势。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亚迪和华为都是劳动密集型的高科技企业。他们的案例也表明，中国有条件从传统的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为新的高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两个条件在中国应该同时发挥作用。

环境监管和竞争力

“中国的新时代”:随着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剧，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应该如何落实？

金贝:一方面，我们要抓住当前中国人均排放基数低的机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将形成各行业节能减排的创新体制机制，为进一步提高能效和生产清洁度奠定基础。

中国的新时代:中国仍处于工业化时代，“工业化”离不开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一方面，企业感到生存压力倍增，另一方面，政府也在不断加强对资源和环境的控制，那么资源和环境的控制与产业竞争力之间的长期关系是什么呢？政府加强环境控制会影响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吗？

金贝: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工业生产的“清洁度”也在不断提高。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环境改善和工业竞争力之间存在长期的正相关关系。

同时，根据我们的研究，总体而言，环境控制力度的提高并没有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不仅可以与环境控制力度的提高同步，而且中国制造业已经能够接受更高的环境标准，甚至将提高环境质量作为增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即二者之间存在着正的因果关系。

“中国新时代”:加强环境控制对那些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来说可能不会感到太大压力，但对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这可能是压垮它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在资源和环境控制中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强度是最合适的？

金贝:资源和环境控制力度的提高，确实可以起到“精洗”的强制性作用——行业和企业集团优胜劣汰。对于工业和企业来说，资源和环境的调节将在短期内增加成本，在长期内促进技术进步。因此，关键是从短期影响到长期影响的过渡路径。换句话说，资源和环境控制造成的成本增加不能太高，这是许多企业无法承受的；也不能太低，以至于监管产生的技术进步激励强度太低。因此，从理论上讲，大多数企业都有必要承受并有相当大的压力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这就是资源和环境控制的适当强度。

“中国新时代”:资源环境监管不仅关系到监管目标的实现和行业社会的承受能力，还关系到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公平性。那么，如何实现资源环境调控与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协调发展呢？

金贝: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在本质上决定了资源环境控制和政策的实施。也就是说，只有当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实施一定强度的资源和环境控制。相反，与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相适应的资源和环境调控不仅能够实现目标，而且能够促进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长期持续提高。要实现后者，实际上必须解决“如何在监管条件下实现有效公平竞争”的问题。因为有效和公平的竞争是提高竞争力最根本的途径，也就是说，竞争力来自竞争。

因此，政府实施资源和环境控制的最根本目标是:第一，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第二，维持有效和公平的竞争秩序。虽然在短期内它们之间可能有一些不一致之处，但从长期来看，它们在本质上是高度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