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低薪秘密揭破 企业忽略“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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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对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调查发现，一些企业的“最低工资”没有考虑到社会发展和劳动者的社会成长需求。接受采访的专家建议，应将工人的“社会成本”纳入工资标准。(《展望》，6月21日)富士康事件后，“最低工资”成为一个新名词，这意味着近年来一些企业的规模和福利逐年增加，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与10年前相似，这些企业大多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农民工工资。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打破目前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过于注重企业经济成本核算而忽视员工社会成长成本的现状，让员工通过工资获得社会发展和成长的合理成本。

在我看来，忽视“社会成本”揭示了中国工人低工资的一个大秘密。政治经济学中的常识早已告诉我们，工资本质上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劳动的价值是由维持、发展和继续劳动所必需的生存手段的价值决定的。也就是说，在制定工资标准时，必须考虑“维持、发展和扩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存手段”的价值因素。仍然需要消耗能量才能使机器正常运转，必须经常维护和修理；人不是机器。人不仅需要消费生活资料，还应该实现“体面劳动”，有尊严地生活。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几乎将当地最低工资作为“自然工资标准”——曾几何时，这种低劳动成本也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后发优势”。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工人的低工资一直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然而，实践证明，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模式。近年来，当地劳动力经常短缺。自今年年初以来，许多地方的工人开始要求加薪，这提醒雇主中国的劳动力不能再便宜了。经济学家也开始反思所谓的“后发展优势”只是一种“低人权优势”。年轻一代的中国工人不愿重复父辈的悲剧，开始以各种方式对低工资说“不”。

维持一个工人的基本生活，包括租房、吃饭和治病，要花多少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做了一项调查，计算的结果是深圳至少需要1200元。“这1200元是保证最基本的生活。它不包括抚养后代和文化生活的费用。它仍然远远没有达到体面工作和体面生活的标准。”从下个月开始，深圳的月最低工资将提高到1100元。显然，一些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无法维持工人的基本生活，更不用说考虑工人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成长需求了。

1959年7月24日，赫鲁晓夫和尼克松发起了一场“厨房辩论”。辩论开始时，当他们在样板房干净漂亮的厨房停下来时，尼克松说这是一栋典型的美国房子，几乎任何美国工人都买得起这样或类似的房子。赫鲁晓夫抬起头表示轻蔑。但事实证明，尼克松是对的。今天的美国工人基本上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尽管有许多贷款需要偿还)。

高工资不一定能保证工人有尊严地生活，但合理的工资是工人尊严的基础。只有“最低工资”根本谈不上尊严，更谈不上工人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