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改《规划纲要》能否解开高职“低人一等”之结

本篇文章2853字，读完约7分钟

教育改革的《规划纲要》提出“克服社会用人单位单纯追求学历的倾向”，能否解决高等职业教育中的“低人一等”问题

3月24日来自北京教育考试院的消息并不乐观:12所高职自主招生试点学校只有6700名考生得到注册和确认，比去年少了2000多名，可谓“大幅下降”。其中，北京劳动和社会保障职业学院和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共招生1000多人，比去年减少了数百人；只有440人申请了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也比去年减少了200多人。

中国经济结构的技术含量不高，这一直被认为是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调整跟不上高等教育的发展。

前景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本科院校的就业率平均下降了3个百分点，其中211所大学的就业率下降了4个百分点，但高职院校没有下降，工资降幅最小”。3月初，迈克尔斯教育咨询公司董事长王伯清在一次研讨会上说:“2009年，我办了几十所高职院校，签约率都不错。近年来，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变化越来越明显，对高职学生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其中，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就业形势超过本科院校的25%。”

近十年来，我国高职院校发展迅速。2007年，大学生人数占大学生总数的52.7%。根据Tencent.com和迈克尔斯的最新调查，截至3月底，2010年毕业生的签约率为39%，比去年同期高出6个百分点。其中，高职毕业生的签约率不仅一路领先本科，而且其月工资定额与本科的差距也在继续缩小。

高等职业教育受到青睐的原因如下:第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为高职人才提供了比普通本科人才更广阔的空空间。服务业是最能容纳大学人才的行业。目前，服务业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未来10年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无疑会增加对高职人才的需求。

其次，在中国外出工作的农民工的结构已经不是过去的样子了。其中，80后和90后新生代农民工约有1亿人，占60%。这些初中和高中毕业的年轻人需要接受进一步的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技能。未来10年，如果高等职业教育向新生代农民工开放，其发展空时数将大于普通本科教育。

政策歧视

但是，从全国来看，高职院校相对较高的就业率并没有引发高考考生选择高职院校的热情:他们永远无法进入高职院校，他们仍然是candidates/きだよ0；每年都有40万到50万考生放弃录取，选择留级。

为什么会这样？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主要研究高等教育和公共教育政策，他通过分析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环境发现，高等职业教育仍然受到明显的政策歧视

歧视1:高职院校不仅觉得自己是高考招生最差的学校，事实上他们只能录取高考分数最低的学生。

歧视2:高职生求职受限。以公务员为例，许多职位明确要求求职者拥有学士学位，这使得高职生无法进入。

歧视3:空高职学生的继续教育范围很窄，他们继续教育的方式包括“大学到大学”和接受在线教育和自学的本科教育。前者的名额非常有限，“211”大学不再接受“大学对大学”，而后者的网上学生和自学生受到歧视。

高等职业教育的不平等地位由来已久。在这次教育改革的《规划纲要》制定之初，高层领导就十分关注这个问题。因此，在教育改革“规划纲要”的“体制改革”部分，提出要“克服社会用人单位单纯追求学历的倾向”。

然而，一些教育专家认为，仅用这一提法很难扭转现实中的不平等。例如，就业中的教育歧视，更不用说一些大学在招聘研究生时明确提出不招聘候选人，甚至“985”大学在招聘办公室人员时也有“三个985”(即985名本科、985名硕士和985名博士毕业生)，这将成为候选人的制胜筹码。另一个例子是高职学生的出路。教育部的想法是在未来的高职院校里将会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然而，目前还不清楚这条道路能为高职学生继续深造提供多宽的空间。

分类考试的现实

在《规划纲要》的“体制改革”部分，提出了“逐步在高校实行分类高考”，这与高考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家长担心分类考试会增加考生的负担。因为即使实行分类考试，大多数考生还是会参加本科考试，只有在确认没有被本科院校录取后，他们才能选择高职院校。

早在几年前，上海和浙江就对本科和高等职业教育实施了类似的录取方法。例如，如果考生只申请高等职业教育，他们将在高考中少选一门课。实际上，许多考生并不认同这一点:他们宁愿多参加一次考试，也不愿仅仅申请高等职业教育。实行分类考试后，考生少考一次是没有吸引力的，更不用说多考一次了。

与多年来高考将高等职业教育列入最后一批招生的做法相比，“分类考试当然可以淡化批次的概念，但与“211”高校联考和全国高校统考相比，省级高等职业教育命题仍给人一种自卑的感觉”，熊丙奇质疑分类考试的效果。

他认为，要增加考生对考试的选择，前提是要为学生提供有吸引力的选择；提高高校选拔的准确性，前提是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但是，目前教育部没有充分考虑受教育者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需求，也没有充分考虑社会对高等职业人才的需求。

事实上，类似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分类考试中，而且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目标的设定中也十分突出。例如，《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学生人数将增长15.6%，达到1480万人。那么，届时中国的产业结构将如何调整，将创造多少就业岗位，这些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些都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没有这样的远见，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更加严重的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从而使大学生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你能打破户籍限制吗

“教育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调查、研究和分析社会的实际需要。”熊丙奇认为，从分类考试引发的争议来看，相关的调查研究不足以支撑高职教育的发展，使得具体的改革措施无法面对现实中的问题。如果受教育者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评价与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需求相联系，就有可能找到一种适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考试改革和教育改革模式。

例如，在分类考试的设计中，熊丙奇建议高职院校完全独立招生，而不是全省统一考试。2009年，上海21所高职院校共有12000个招生计划，全部由自主招生完成。参加高职院校自考的学生将不再参加高考。然而，《教育改革规划纲要》中提到的“分类考试”的改革理念明显滞后。

他说，高职院校实行自主招生，如果打破户籍限制，允许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当地申请高等职业教育，也可以形成促进教育公平、实现高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双赢局面。如果高职院校真的像这样招生，或许可以率先实现《规划纲要》中“发展任务”一节提出的“义务教育后农民工子女入学考试办法”。

对于高职学生的出路设计，熊丙奇认为应该借鉴英美两国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的管理实践，实行职业教育与本科教育的学分互认，让职业教育学生在学习的同时转入本科教育。在实践中，《规划纲要》的“发展任务”一节中提到的“建设终身学习立交桥”的理念应该进行改革。只有建立自由转移制度，保证不同类型高等教育中受教育者的自由流动，使各种教育在纵向联系和横向交流中平等竞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等职业教育中“低人一等”的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