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鹏程：外企不应继续享受优惠待遇

本篇文章2410字，读完约6分钟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正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所言，如果中国各省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地区，那么自1978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20个地区都在中国。

然而，中国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尽管它不时波动，但总的来说正在好转。在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实施了审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保持了持续和稳定的经济增长。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通胀率也一直很低。1993年，当经济过热时，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抑制通货膨胀，这在两年内降低了国内物价总水平。1997年，在人民币不贬值的巨大压力下，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公共支出，有效缓解了通货紧缩问题。迄今为止，中国在主要经济大国的困难时期保持了高增长率。毫无疑问，中国的宏观稳定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表现是突出的。

就劳动力而言，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质量有所提高，但成本也有所增加。与东南亚邻国相比，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已经逐渐不再是一个卖点。对于投资者来说，运营成本的提成将直接影响到外资在中国的引进。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就像美国，它最初把一些制造业放在日本，日本转向台湾，中国，然后东南亚，当它的劳动力成本高。凡事都有利弊。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效益也会提高。人力资源和技能与其他亚洲国家相当。总的来说，一些行业的利润可能会提高，但与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和非熟练行业相比，成本的增加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总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投资环境具有宏观稳定性强、国际一体化进程快、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大等诸多优势，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长期存在融资难的问题。

长期以来，外资一直被视为被邀请的“客人”，自然应该得到“优惠待遇”。在此期间，受影响最大的是国内私营企业。可以说，中国市场是所有经济体中最复杂的市场，其主要参与者不仅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还包括中外合资企业和个体经济。与拥有国家垄断权的国有企业和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外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最弱，信心最低。

这种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在过去实际上削弱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使它们陷入相互恶性竞争的生存环境。相比之下，外资企业在土地、税收和其他政策待遇方面是如此“美丽”，而许多国有企业赚取的加工费却很少。

当然，在中国30多年的发展中，外资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投资影响、技术和管理经验和理念，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不应该被删除。但显然，作为吸引投资的最重要任务，即解决国内发展所需的资本问题已经完成。今天，中国已经从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资本过剩的大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而对于外资企业来说，制度成本明显降低。中国正在努力加强对外资企业的后期管理和服务，使其发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技术市场”给予外国企业的所谓“超国民待遇”是“过去的事”，外资企业不再享受“超国民待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重要标志。

总的来说，中国应该给所有的企业一个平等的起点，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让他们享受同样的投资环境，同样的管理和服务，同样的政策，这样才是一个公平的投资环境。

对于外资企业来说，政府必须管好该管的地方。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可能管理得不够，这也是中国政府的错。在一些地方，管理太死了，而在另一些地方，管理太松了。政府应该制定一套标准来管理它，而作为一个外国企业，它是不允许“购物大欺客”。就像这次谷歌的退出一样，当你到达一个发展中国家时，你不能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因为你是谷歌。没有一家全球性企业愿意退出中国市场，需要反思的是企业本身。许多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执行一套标准，在发展中国家执行另一套标准，这意味着他们戴有色眼镜。产品质量也是如此。一些外国品牌在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质量很高，但在发展中国家质量就变低了。

我认为谷歌事件不能说是欺负任何人。它不是针对某个行业或企业，而是国家应该制定一套标准。无论是在美国的外国投资还是在南非的外国投资，在投资中国市场时都有必要执行这套标准。当然，谷歌退出中国大陆市场对中国it行业来说可能不是一个良性的发展，但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必须这样管理。

与私营企业相比，享受了30年超国民待遇的外国企业简直被宠坏了。长期以来，我国为外国公司提供的环境和文化过于宽松、通融，有时还缺乏原则。当面对越来越成熟的市场和越来越苛刻的消费者时，这些跨国公司必须调整心态，回归正常。

与1979年的改革开放和跨国公司早期进入中国相比，30年发展中最大的变化是管理的本土化。这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良性融入当地市场环境；第二，并非所有享有“超国民待遇”的外资企业都有自尊。近年来，许多外资企业在中国频频发生“事故”，如肯德基的“苏丹红事件”和雀巢的奶粉“碘超标”。许多外资企业也因污染、贿赂、逃税等被列入黑名单。这引起了市场和公众的怀疑和批评，甚至法律纠纷。

在商业上，每个跨国公司在发展全球业务时都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有效沟通和平衡。

不能说中国的投资环境是完美的。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外资流入，中国经济不可能增长得如此之快。这是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不断调整和完善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如果中国想改善投资环境，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有效地转变政府职能，制定好的规则，做一个好的法官，把具体问题留给市场去解决。其次，我们应该给予民营企业国家公平待遇。鉴于国有企业垄断市场，民营企业实力还比较弱，我们应该大力扶持民营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以保持市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