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综合症 不是涨火车票价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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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春节的高峰期。每年春节期间，社会都关注着回家难的问题，并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今年的解决方案是在一些地方实行火车票实名制。目前，效果非常好。然而，也有一些方法，似乎是故意试图与公众的麻烦。例如，学者薛兆丰教授最近重新审视了自己十多年的观点，认为解决春运综合症，即旅客排长队、黄牛党猖獗、火车站混乱等相关现象的唯一办法，就是全面提高火车票价。

他的观点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春节旅游综合症的根源在于短期需求的激增。需求的激增提高了实际票价，但铁路系统仍以低价出售车票，这是吸引票贩子的根源。如果你只来这里，你不能显示薛兆丰教授的“水平”，因为这是常识。薛兆丰教授的“聪明”在于他相信回家过年不是一个硬性要求。因此，在价格杠杆的调整下，即火车票全面涨价后，回家过年的需求自然会减弱。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还用一种夸张的口吻说，如果回家过年是一种硬性要求，“这些旅客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回家，他们不必等到假期才回家，也不必坐火车回家。”

薛教授的“话”看似合理，但经不起推敲，因为他忽略了现实中的许多制约因素。例如，人们回家前必须等待假期，因为我们在许多地方很难实施带薪休假制度，我们只能在国家规定的统一假期回家。即使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边，我们也不会提到中国的铁路仍然承担着部分公共服务职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薛教授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

首先，火车票的涨价幅度够不够？他的回答是，提到春节恢复正常秩序就足够了。不管正常的秩序，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假设火车票被提高到当前的黑票价格，即黄牛党卖给乘客的票价(根据经济学理论，这是在现有条件下可以达到的市场均衡价格)，这能阻止人们回家吗？以一张200元起的票为例，黑市价格一般可以卖到300~400元，是原价的50%到两倍。当然，当它特别紧张时，价格可能会翻倍或三倍。火车的硬座价格在200元左右，相应的里程约为2000公里，这基本上涵盖了大多数人的家庭距离。以目前的收入，即使是农民工也能负担得起400元。换句话说，大多数人不会因为400元而被阻止回家。

因此，除非火车票被提到远高于400元的水平，如1000元，它将抑制人们回家过年的需要；否则，在400元以下，人们不能停止回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即使票价上涨，也不会翻倍。过去几年，铁路部门“削峰填谷”，车票浮动率为15% ~ 20%。当然，薛教授会说涨价幅度太小。然而，根据他的观点，当它达到一个可笑的高水平时，票贩子党就消失了，而且据估计大多数火车将被关闭，因为大多数人买不起火车。

也就是说，回家过年的刚性需求存在于一定的价格范围内。事实上，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例如，2008年春节，中国大部分地区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冰雪灾害，但仍有许多人不得不回家。春节公路也是一个例子。春节期间，公路票价通常比平时贵一至两倍，农民工回家的需求也没有减少。每年春节期间，高速公路都人满为患，尽管与铁路相比，买票并不困难。事实上，人们宁愿买高价票也不愿回家，这充分表明这种刚性需求是真实的。

这里的原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不管你有没有钱，你都必须在年底回去，尤其是对于深受传统影响的农民工；其次，春节涉及普通人，尤其是农民工和学生。学生很容易相处。一般来说，学校负责解决门票。最重要的是农民工和一些工薪阶层。他们大多数人外出谋生是因为他们的生计。由于工作繁忙，他们通常没有机会和时间，或者不能回家和亲戚团聚，所以他们不得不在春节期间回家。中国的春节主要与几个群体有关。可以说，回家过年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甚至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不能只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衡量。此外，中国缺乏慈善文化，因此，正如薛教授所说，不可能指望富人为那些负担不起回家的穷人购买上涨的票价。当然，当大多数中国人的收入达到薛教授的水平，也就是说票价从200元以上1000元，我也同意。

薛兆丰教授十多年来一直提到他的观点。然后，我还提到了去年春节期间在《国家商报》上发表的文章的观点。我们应该着眼于春节后的问题。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约为45%，不仅落后于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落后于中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和非农就业水平。城市化的滞后表明，城市接受的农村人口相对有限。由于农民在生活、养老、子女入学等方面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农民不可能真正把城市当成自己心中的家，也很难真正融入当地社会，所以他们每年都要像候鸟一样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来回穿梭。春游购票难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区域发展的差距，尤其是城市化的滞后。当我们的城市化率发展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买春节门票的问题就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