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模式：被忽略发展权的工人必然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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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几乎实现了第十次飞跃。寻求心理帮助的两对富士康夫妇后来承认，这是因为他们的情感冲突。尽管经历了“九连跳”，富士康的招聘显然没有受到影响。与其他企业相比，其完善的福利待遇仍然受到许多求职者的追捧。(长江网5月18日电)与此同时，富士康发言人刘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员工从大楼上摔下来与企业管理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认为从大楼上摔下来的人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自己。今年，富士康每天有近8000人在招聘点排队。这么多年轻人想在富士康工作。如果富士康是一个“血汗工厂”，会有这么多人申请吗？”(《京华时报》5月19日)

发言人刘坤的问题恰恰是富士康的纠结。既然富士康的工资按时发放，员工的社会福利相对完善，为什么如此密集的自杀事件接连发生？

富士康从大楼上摔下的悲剧能与“血汗工厂”的“名声”直接联系起来吗？它能被用作一代农民工“痛苦”的象征吗？与其没完没了地争论，还不如改变我们的思维:不拖欠工资，基本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措施都是工人的权利吗？

从人权理论的角度来看富士康的企业管理，俯身在生产线上的产业工人不仅需要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劳动保险，还属于生存权的范畴。社会应该更加关注的是一代产业工人的发展权。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富士康在社会保障改善的情况下经常发生跳楼悲剧的原因。

记者采访了富士康的一名普通员工，对方告诉他:“富士康讲的是‘速度’和‘效率’。”在生产线上，员工不能畅所欲言，不能接手机，不能擅离岗位。此外，许多基层管理者态度恶劣，对普通员工非常粗鲁。如果一个人在工作中受到心理创伤和压力，他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然后他就被主管弄得很尴尬，这很容易让人想到。”生产线上的工人管理严格、工作时间长、技术含量低、机械重复率高，即使有完善的保护和社会保障，也很容易被异化为机器的一部分。当人们变成机器，他们担心人类发展的痛苦时，内心的冲突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富士康模式在发电加工盛行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非常普遍。以富士康所在的深圳为例。深圳总人口超过1000万，但注册人口只有200万。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工。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他们只寻求生存和就业的权利。这是富士康的后备部队，尽管“连续九次跳槽”，但仍在招人。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更大的悲剧在于，尽管经历了“九连跳”和军事化管理，农民工仍然在继续——当农民工为了生存而在城乡之间流动时，他们是否在谈论作为产业工人的利益表达权、参与企业民主权益的权利、带薪休假的权利、社会的法律保障机制和应该给予的社会救助机制...这些问题作为人权的发展权是不是过分了？我们应该知道，在一些企业，工人的权益甚至停留在及时支付工资的起点上。

如果我们不关注及时支付工资背后的工人发展权，富士康模式仍然是一面闪亮的镜子。然而，富士康模式下的工人只是装配线上一台不受约束的机器，无论社会保障多么完善，都很难掩盖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我们离开富士康，一个产业工人仍然会面临无法自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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