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悲剧”与社会的转型成本

本篇文章1397字，读完约3分钟

这似乎是黑色幽默。26日晚，就在鸿海精密(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赶到深圳坐在座位上鞠躬道歉几小时后，该公司另一名员工摔倒身亡。这是富士康今年的“12连跳”，这一系列自杀事件造成10人死亡，2人重伤。

几天前，郭台铭在一个经济论坛上为该公司的员工待遇做了简短辩护，称鸿海精密不是血汗工厂。管理一个80多万人的生产团队是非常困难的，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但他和公司有信心尽快稳定目前的局面。

也许，正如郭台铭所说，公司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来帮助员工。据报道，鸿海精密最近推出了一系列防止员工自杀的措施，包括设立自杀热线、聘请心理学家和顾问与员工沟通，以及设立富士康员工关怀中心。该公司还邀请僧侣在工厂里做事情。不幸的是，董事长的信心和公司弥补这一点的努力没能留住那些年轻的(甚至不成熟的)生命。

近一个多月来，随着员工“跳楼事件”的惊人快速增长，舆论对这家声誉不太好的台资企业给予了密切关注，关于“跳楼事件”的讨论也急剧升温。除了批评富士康自身缺乏员工关怀和管理之外，一些评论人士指出，这起事件与中国目前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加工畸形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其他人以事件为例，直接指出地方政府的只考虑gdp的理论和片面的发展观的错误；此外，具有浓厚文学气质的左翼批评家声称，他们看到了现代机器和流水线生产等造成的人性异化和精神沙漠...自称“理性客观”的观察人士引用全球和全国平均自杀率数据，表明从统计角度看，富士康员工自杀率不高，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富士康无处不在的招聘是对其“不是血汗工厂”的最有力辩护...

所有这些分析和解释都是合理的，但也有严重的局限性。以所谓的“全国平均自杀率”为例。在我看来，将中国18到30岁的健康年轻人的平均自杀率与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进行比较是科学合理的。至于大规模工业生产造成的异化，这个问题已经被无数伟大的哲学家指责了至少150年。这的确是一个应该始终认真倾听的批评声音，提醒我们社会远非完美，还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改进。然而，如果我们看一下富士康“连续12跳”的具体事件，可能就没有太多的针对性和建设性价值。

事实上，“富士康悲剧”深刻揭示了一个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经典真理:市场经济条件与“企业办社会”模式根本不相容。

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办社会”的局面在中国随处可见。我相信稍微年长一点的人仍然记得它。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许多所谓城市，比如鞍山和抚顺，实际上是超级工厂。另一方面，像鞍钢这样的所谓企业实际上是一个涵盖从托儿所到殡仪馆的一切的社会。然而，这种“企业经营社会”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最终难以无一例外地维持下去，需要进行全面的“国有企业改革”。

遗憾的是，以珠三角为代表的中国出口加工业基地在追求市场经济外部条件的同时，其企业仍试图遵循“企业办社会”的内部管理模式。自然，这与他们雇佣的员工的身份结构有很大关系——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离开家乡的农民工，基本上没有机会在当地定居，更不用说融入当地社会了。在改革开放的上半年，由于企业规模普遍较小，问题被掩盖了，今天终于大规模爆发了。郭台铭抱怨的痛苦一点也不假:80万人，相当于中国一个人口稠密的超大县，甚至达到了一个相对人口较少省份的地级市的规模。除了工作、吃饭、睡觉和赚钱，富士康的很多员工都有正常人不能没有的社会需求，比如家人、朋友和爱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前12页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