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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7月孙丹勇因工作失误跳楼身亡以来,富士康厂区发生了多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其中5起发生在3月11日至4月7日的28天内;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富士康存在过错和法律责任的证据,但公众舆论已经开始质疑这些悲剧是否与其工作压力和管理风格有关。
最令人惊讶的是,富士康自杀事件在时间上分布密集,自杀方式一致,而且自杀者年龄相近。这使人们怀疑自杀具有“威特效应”的所有特征。在对孙丹勇事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后,后续的自杀事件间隔192天、54天、12天、8天和1天,形成了一个不断加速的“威特链”。
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出版并迅速走红后,许多被爱情所困的年轻读者模仿英雄维特自杀和双重自杀;后来,社会心理学家发现,这种模仿自杀现象很普遍,并占自杀案件的很大比例。模仿的对象是社会名流、轰动事件的主角,以及在社区中具有相似社会角色的人。
维特效应生动地表明,大多数人并不按照有意识的理性思考和深思熟虑的计划安排自己的生活,而是更多地依靠本能、习惯、传统、宗教和对前人的模仿;当他们面对困难,而这些传统的指导来源又不能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时,他们会陷入极度的不安和无助。这时,如果处于类似情况的人选择自杀,他们很可能会接受这个简单易行的答案。
即使谈到自杀,他们也懒得去想它,只是简单地模仿它。从自杀的文化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国家有一种或两种主流的自杀方式,它们各不相同。例如,1998年金融危机后,香港流行烧炭自杀。金融危机后,杀害家庭成员后自杀的案例在美国也大量发生;更奇怪的是,研究发现,在许多重大交通事故之后,一些人会通过秘密制造交通事故而自杀。
人们的模仿倾向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模仿自杀之所以特别有趣,是因为它的悲剧性。模仿性犯罪和模仿善行很常见;人们发现一个司机在十字路口闯红灯,这大大增加了其他司机闯红灯的可能性,即使是在一个以遵守规则著称的社会里。
一个人自杀的目的不仅仅是结束自己的生命,通常,这是他向社会展示的一种姿态,也是对周围人的一种呼唤。他应该用最强烈的声音发出最后的信息:我可以为你付出这样的代价;听着,你开车送我来的;听着,你毁了一切。我非常抱歉;我是无辜的;我已经尽力了;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无耻,等等。
这个信息可能是用其他方式表达的,但是很多人从来没有学过。当他们看到别人喊着和自杀一样的句子,他们似乎都明白了,他们认为他们终于学会了;这里是心理咨询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是像富士康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大企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帮助年轻人学会如何喊这些话,如果我们能创造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喊,许多自杀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很少给孩子机会去实践这个表达。父母和老师常常迫不及待地想听到孩子们的抱怨。作为负面评价的证据,他们失去了倾听的习惯和能力。企业管理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父母的这些特点。在许多企业文化中,直言不讳的人是傻瓜,抱怨的人是早起的鸟儿,批评是忠诚的负面证据,要求畅所欲言只是引诱蛇进洞的诡计;孙丹勇自杀是因为他失去了原型,尽管这与他的性格有关。然而,在他痛苦绝望的日子里,富士康管理层显然没有让他看到事情会得到公平解决。
从零星的谣言中,我们可以看到追查和严格控制的努力,但我们看不到任何在无罪推定的前提下倾听陈述和论点、分析各种可能性和共同讨论解决办法的迹象。显然,富士康没有这样的机制。在那些日子里,孙丹勇独自在黑暗和恐惧中等待着命运的决定。
事实上,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单纯依靠严格和高压,从上到下执行制度性规定,并不是建立质量安全控制体系的最佳方式;高压和赏罚可以使人谨慎,但也会鼓励那些犯错误的人隐瞒信息。当没有公平可信的辩护、听证和裁决机制时,隐瞒和推诿往往是最佳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的信息来源变得非常狭窄,信息质量不可靠,而质量和安全控制高度依赖于信息的可用性。
对于大型企业来说,每一次非正常死亡都可能成为一个新闻事件,甚至孤立的多次死亡都将被描述为相关事件,这将放大威特效应,并在短时间内引发一系列自杀事件;这不仅损害了企业的公众形象,也给员工带来了心理阴影,降低了他们在企业中的福利感;是时候认真对待它了。
标题:富士康应认真对待员工自杀“维特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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