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什么终结央企“地王”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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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一个接一个地成为了地王，投资规模也越来越大，这可以说是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最受关注和争议的新闻焦点，以至于SASAC不得不明确表示中央企业不能成为地方国王。然而，这种命令在实践中是无效的，更类似于“道德建议”。果然，2010年1月26日，中海地产斥资59.7亿元人民币，成为北京新春的土地大王。据统计，在136家央企中，70%以上都是房地产行业。其中，保利、远洋运输、华润等房地产企业16家，房地产等配套企业80多家。

另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几家最大的银行已开始暂停发放新贷款，因为1月份的贷款增速大大超出了监管机构的预期。与中资银行贷款激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资银行持谨慎态度。以上海为例，2009年人民币贷款增加4813.9亿元，其中中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4974.8亿元，即外资银行贷款收缩。

上述现象揭示了一个共同的隐忧:中央企业制度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

从表面上看，正是因为他们强大的实力，中央企业才毫不犹豫地成为土地之王。事实上，真正的原因在于公司治理中的代理问题。由于代理链条过长，作为中央企业最终所有者的全体人民难以有效监督和约束中央企业管理层的行为，管理层不可避免地有玩弄全体人民金钱的冲动。由于中央企业的管理层是“准官员”，他们的薪酬与职业晋升和经营业绩之间的相关性不是很直接，这导致他们对经营成本“不敏感”。受到公众批评的中央企业的高平均工资就是由于这一点。对于中央企业来说，由于垄断优势积累的巨额利润，管理层总是期望将净利润再投资而不是支付股利，因为股利会导致管理层可支配资源的减少，这是公司治理学者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提出的自由现金流假说。因此，管理层有快速使用利润的冲动。知道了这些原因，中央企业一再成为土地国王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我国银行信贷的快速发展，我们不禁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的不良资产问题。当时，当银行的商业业务和政策业务没有分开时，银行管理层有时被迫在各种压力下发放贷款，有时为了寻租而非法发放贷款。由于信息不对称，管理层可以把所有的坏账都压在政府身上，最终导致不良资产率达到30%左右。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提出了一项4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但预计全年将新增近10万亿银行贷款。在紧急情况下，“贷款限制令”等行政措施再次出现。银行发放大量贷款的原因是，在政治导向之后，放贷的冲动将不可避免地无所畏惧。中外银行对信贷的不同反应反映了中国银行治理结构的不完善。

由于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有必要在体制层面寻求解决办法。单靠临时行政法规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最终会陷入“一管一死，一放一乱”的怪圈。

目前，中央企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停滞。国有企业改革初期是在压力下推进的。银行的大规模亏损和高不良资产使得国有企业不得不进行改革。如今，中央企业利润丰厚，财大气粗，无忧无虑，改革的动力自然丧失。

从1997年到2008年，中国银行业总资产从9.5万亿元增加到61.1万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28%下降到2.49%。这项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剥离了2.8万亿不良资产，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动用了巨额外汇储备向四大银行注资。目前，如果不进一步推进银行治理机制改革，我们不能不担心我们已经取得的宝贵成果可能会付诸东流。

虽然中央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建立了公司治理结构，但许多方面仍是“相似而不相似”。例如，虽然许多中央企业都聘请了独立董事，但一些独立董事只是中央企业官员或高管退休后的“闲职”。更重要的是，中央企业高管的实际考核和任命权不在董事会，而在组织部和SASAC。

毫无疑问，中央企业深化改革需要观念上的大胆突破。首先，在中央企业管理层的考核、任免方面，组织部和SASAC应该敢于把权力下放给董事会，这样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就需要一场“灵魂的革命”。其次，国有企业应该继续进行战略性收缩，退出竞争领域。中央企业做大做强，从局部角度看是国有资产的提升，但从全局角度看可能损害竞争效率，甚至导致整个社会的垄断和净福利损失。第三，如果我们想从一个大政府变成一个大社会，我们就应该从一个强大的中央企业变成“为人民储存财富”。只有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经济增长才能真正进入居民消费需求拉动的时代。对此，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减持国有股，并将收益投资于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从而逐步消除阻碍居民消费的“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