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不出“富士康”的农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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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五个月和“连续九次跳跃”，富士康再次以令人震惊的方式为人所知。

人们很容易认为富士康是一个“血汗工厂”，但每天数千人的申请团队似乎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问道，如果富士康是一个“血汗工厂”，那么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排队进入富士康。他们错了吗？

选择对还是错因人而异。问题是，他们有选择吗？在“九跳”事件中，当事人大多在18岁至24岁之间。在富士康，超过85%的员工是“80后”和“90后”，他们被称为第二代农民工。

常识告诉我们，他们很难进入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和公务员等高端行业。几十年来，这个来自中国农村地区的庞大工作组似乎与同一个庞大的出口导向型加工和制造业密不可分。

在这种低端经济中，富士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离开的人经常发现很难找到像富士康这样标准的工厂。每年都有不少人因此选择回到富士康，包括5月14日最新一次跳楼事件的主角。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富士康是他们的天堂。虽然富士康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铸造公司，但它无疑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这决定了富士康的低利润。低利润不能给员工带来高收入和福利。这时，所谓的“最大化”只是就员工的规模而言，而只有“海上战术”才能使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在这种经济下，所谓的人文关怀是奢侈的。在富士康，加班仍然是大幅增加收入的一种普通方式，个人在装配线上的角色更像是零件。很多年来，他们的上一代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来的。不同的是他们有更多的梦想。当他们离开农村时，他们不想回去，但他们发现他们根本无法融入城市。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似乎只有富士康可以暂时接纳他们。

“很多问题都在上游，只是因为水流到了富士康，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所以大家都认为是富士康的问题。”这样的借口有推卸责任的嫌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必须承认，长期以来难以改变的是低水平的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造就了这一徘徊在城乡之间的中间群体。

当然，也有特殊的国情需要考虑。这里有很多人和农民，这造就了中国的加工制造业，而这反过来又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迄今为止，仍有数亿农民工以此为生。改变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但这一现实迄今没有多大改变。

这正是我们需要回顾的。多年来，两代农民工从农村离开家乡，来到繁荣的城市，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然而，当我们在城市大规模积累这些财富的时候，我们忽视了城镇和村庄的建设，尽管后者是承载中国庞大人口的出路；我们为“包8”的成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对教育包括职业培训的投入并不好，虽然后者是改变这一代年轻人命运的途径；多年来，我们培育了像富士康这样的铸造巨头，但我们害怕调整这种经济结构，因为害怕大规模失业，尽管后者是提升整个中国经济的途径。

面对这样的事实，有梦的第二代农民工很容易感到困惑和痛苦，他的梦转眼间变成了妄想。“九跳”事件中不幸的年轻人采取了极端的措施来解救自己，但更多的富士康员工选择了坚持。因为除了死亡，他们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跳出富士康，而富士康的就业环境也是一样甚至更差。在富士康的“九跳”事件中，浙江台州三名工人兄弟自杀就是一个例子。

30年来，国家正经历着“移山填海”的变革，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来说，改变他们的命运就像改变他们的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一样困难。

这一切还需要“龚宇移山”、“精卫填海”的精神和毅力。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用这个传说来教导我们面对命运应该采取的态度和做法。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解释故事的积极意义:坚持和胜利，但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故事最有可能的结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往往意味着牺牲。

问题是，在第一代农民工默默地死去之后，我们是否准备继续牺牲他们的后代？当他们做出巨大牺牲时，我们给他们的回报是什么？我们的城市明亮而美丽，一直显示着现代大都市的风格，但它实际上给了他们一个行进的秩序。

龚宇和精卫是这样吗？当移山填海一步步成为现实时，他们被抛弃了。在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他们找不到中间地带，所以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跳跃需要很大的勇气，生活在现在的人无疑需要更多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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