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周：发挥农村优势 逐步填平农村与城市间福利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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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将于2010年4月20日(星期二)上午9: 00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联合举办“2010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新闻发布会暨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研讨会”。

在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李周表示，农村发展中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1.农地非农化进程中的不平等贸易问题

现实中，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政府经常通过“反租转包”、“退租转包”等方式将1万亩土地转让给非农村集体成员。这些做法确实需要监管。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土地效用更大的制度安排，因为集体产权转化为国有产权。如果不改变这种制度安排，同样的土地就不可能有同样的权利和价格，因此就很难根除剥夺农民土地权益的做法，也就很难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农地非农化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行政手段对被征用的农用地进行定价，市场手段对非农用地进行定价，导致收入差距巨大。二是地方政府追求税收收入最大化，以吸引投资为基本手段，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占用农地为基本手段，形成联盟，导致土地非农化引发诸多冲突。

地方政府不应该是土地使用变化的最大受益者。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土地利用规划确定可以改变的农业用地面积。土地使用权的变更应由市场竞争决定。改变的权利是由出价高的农民获得的，地方政府最大化改变土地使用权利的利益。一般来说，农业用地的位置越好，农村集体的出价就越高，所以这种市场化的方式不仅公开公平，而且能够满足非农化和城市化的要求。由于土地利用变化是农民的自主选择，农民抵制土地利用变化的集体行为被消除。

如果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农民集体，那么企业的竞争就是为了获得非农土地使用权而愿意支付多少租金或股本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实现了租金或股本的最大化，农民集体的利益得到了有效保护。农民通过持有土地股份集体成为企业股东，并获得可持续的股权收入。企业主要承担股权分红责任，获得非农土地使用权的一次性支出大幅下降，有助于降低企业风险和产品成本。中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非农业用地必须国有化。然而，该条例的立法基础还不够，需要修改。为了尽快对土地交易行为进行规制，我们可以先进行规制，同时研究正式立法。

2.城乡一体化的道路

降低城镇门槛，允许更多的农民进入城镇成为公民，有利于城市扩张，提高城市发展效率，因此将被越来越多的城市认可和采用。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进入城市的一定是成功的农民，其结果是农民身份的分化，而不是城乡一体化，所以这仍然是一个暂时的解决办法。更适宜的是充分发挥农村的比较优势，通过加快农村发展逐步填补城乡差距，逐步实现普遍发展的目标。中国农村出现了许多城镇和村庄，它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填补城乡发展的差距。在这些城镇和乡村，现行的户籍制度已经不起作用了。它们的大量出现将加速新体制机制的发展，并使旧体制机制越来越边缘化。国家在这方面的责任是致力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均等化，为越来越多的乡镇创造条件，通过自身努力逐步填补户籍制度造成的福利差距。

3.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政府宏观政策的完善和农民对市场的适度反应是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两大动力。但是，在现实中，有一种倾向是强调前者的作用，从而忽视了农民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作为一个尚未完成转型任务的国家，必须继续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加大改革的力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审慎调控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政府的职责是创造一个宏观政策环境，通过保护合法产权、维护公平竞争和提供公共产品来做大蛋糕。在分配蛋糕时，第一次分配应保证工资份额，限制利润、利息和地租的份额。第二次分配要严格执行基本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政策，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国家公共福利差距；第三次分配要有引导高收入者履行社会责任的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拿出利润和收入，通过减税和免税来做社会事业，逐步完成从只找政府不找社会的文化向既找政府又找社会的文化的转变。